
作者:鲁舒天/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85篇原创首发文章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实际上这位讽刺作家应当在这句醒世恒言后面再补充一桩提示:那就是当你成为大多数人的时候,其实很难意识到自己连同社会的大多数人已经集中站到了船舷的一侧,这种沉船的风险须由持真知灼见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提示。
如果一个社会的舆情发展越来越不可控,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专业人士批量缺席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联想此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如果“不说违心话、坚守价值观”的严肃媒体还能成为中流砥柱,大众情绪的宣泄就不至于霎时间直面官媒公信力的堤防。这里不禁令笔者想起那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举报者》,在时代的今天,这部反映严肃媒体以一己之力抗衡负面“权威”的韩国电影尤为提醒一个社会重视“中间桥梁”存在的必要性。

“真相和国益,哪个重要?”
《举报者》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全片围绕着名满一时的生物学博士李长焕“干细胞”研究造假案展开。尹民哲是NBS电视台时事制作局“PD追击”节目的一名PD(节目制作人),一天他接到了一则非法买卖卵子的举报,随着线索顺藤摸瓜的尹PD发现接收卵子的不孕不育医院正是李长焕团队的研究协作机关,同时也是其“干细胞”研究的官方卵子提供处。这桩调查本应被视为超级热点,但尹PD同节目组前辈却将其视为烫手山芋。因为李长焕博士不仅是炙手可热的生物医学翘楚,且在学术上代表了韩国的“脸面”,从政府到国民都期待着他一手研发的治疗型干细胞能够攻破不治之症。

麻烦接二连三地到来,相关机构不配合取证,沈医生也迫于压力拒绝了采访。困难没有吓倒尹PD,他告诉助手:“如果举报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的话,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吗?”尹PD一行辗转找到了医学专家刘教授,后者不仅从宏观上点明了李长焕科学研究的技术漏洞,同时指出舆论的混淆视听、政府的草率怠责以及学术败类的唯利是图正是世风日下的根源。

“他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随着调查的深入,围绕着李长焕“干细胞”研究的疑点越来越多:细胞库秘不可宣;研究小组拒绝采访;学术论文近似新闻稿;项目宣传和公关团队多过科研人员。而在得到了刘教授的支持后,沈医生终于挺身而出接受PD录制,并以亲身经历道出了李博士“伟大”研究的真相——这种定制型干细胞癌变的风险极大,根本是对患者生命的不负责。

听到风声的李长焕动用社会资源向“举报者”一方施压,电视台领导随即在会议上批评了时事制作局的调查活动。领导着重强调:李博士是官媒热捧的红人,而那些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国民愿意相信什么。这个时候的尹PD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他的观点很明确:“至少应该有让国民而不是我们去判断是不是事实的机会,需要被验证的不是举报者,而是被举报的人。”尹PD与助手没有屈从于压力,他们不仅发现了李博士依样画瓢的那只克隆狗癌变的事实,并且远赴美国拿到了在李博士威逼之下伪造研究论文的李道亨研究员的证词。

没成想,姜还是老的辣。李长焕不仅在与节目组的对质中信口雌黄,且招来立场不坚定的李道亨研究员在记者见面会上作伪证。在电视台领导的再度施压之下,尹PD们辛苦追击来的真相遭遇了停播的厄运。不仅如此,大批民众受到一边倒的舆论诱导,纷纷在电视台楼下打出污蔑性质的标语,称尹PD们歪曲偏颇真相。望着楼下那些“请愿”的民众,悲愤的尹PD同节目组前辈有如下对话:
在尹PD的助手将造假论文的相关内容发布到网上之后,这些关键证据并未被过度指责系谣言就遭遇删除处理,随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而尹PD也当街拦下了NBS社长的车,面陈了节目组拥有受法律保护的广播电视编制和报道的自由权,也强调了媒体应对国民行使自由权负有责任。社长为尹PD的执着所感召,扛住压力同意播放揭露李长焕科研造假的完整调查,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尹PD连同“PD追击”节目也重新得到了国民的尊重。

“塔西佗陷阱”是
“中间桥梁”断裂的下一步
《举报者》在笔者看来可作为一部媒体精神的消亡简史,这部韩国电影中媒体人所持的那种棱角分明的立场在这个年代令人感到陌生。媒体不应只是看热闹的、蹭热度的,而要有社会责任上的担当。只要有这种担当,不管其体量如何、形式如何、传播途径如何,皆可称为严肃媒体;反之,如果从一开始就卸下了这层担当,不管它拥有多少受众,也不过是在重复欺世盗名的课业。

在电影中,以尹PD为代表的节目制作人象征着具备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严肃媒体,他们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才是至关重要的。六神磊磊曾在一篇文章里借金庸小说的例子阐述过“尹PD们”的重要性,他将其比作承上启下的“中间层”。这类人不仅有专业资质,还严格恪守行业准则。他们有能力冲在社会突发事件的第一线,凭借见解与学识进行深度调查,并负责起官方和民间的沟通和协调。如果事件很复杂,“中间层”向两边传递的过程就充满了谈判、对话和博弈的意味,但不管怎么说,事情始终处于可控范围。总有人觉得尹PD们很烦,他们觉得把这类人“请走”事情就自然了结了,但结果却很可能是原始而群情激愤的民间力量直接与官方舆论短兵相接。
就拿近来网上的热词——“塔西佗陷阱”来看,它的出现正是笔者上述所言的“中间层”大面积断裂的下一步。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一概念后被国内学者潘知常引申为一种名曰“塔西佗陷阱”社会现象,即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为什么说尹PD式的媒体力量的缺位,必然会导致公权力失信的严重后果呢?因为尹PD们至少是对真相负责的,他们是克制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激化矛盾。古人讲“堵不如疏”,看似“爱搅局”的严肃媒体其实从来是疏通症结的良药,他们不但被低估了,更被有意污名化。这样一来的后果无非是不可控的情绪“上位”,原本的小事变成了大事,而大事酿成群体性事端,这一定是对所有人都难言好处的局面。
而《举报者》里所反映出的尹PD们在调查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面对的重重压力,无疑正是作为社会中间桥梁的严肃媒体存活生长所不得不应对的阻力,有些甚至是“不可抗力”。放眼媒体进入“末法时代”的当下,尹PD们不仅要在“不可抗力”面前孤军奋战,还要随时接受被娱乐至死的潮流无端消费的命运。当满屏尽是蹭热点式的情感宣泄;尽是狭隘偏颇的立场指南;尽是无关痛痒的盖棺定论,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恐怕早已溃于蚁穴。所以,尹PD们从始至终可能都没有做错什么,他们无非是以一种最不讨巧的方式,坚持将房间里的“灰犀牛”关进牢笼。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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