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中，被隔离、羁绊的人类社会，更需要与世界的交流，寻求紧张情绪的释放；在后现代情境下，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更需要沟通对话，获取文化力量的新生以得光明。
自2021年8月13日龚鹏程先生推出“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以来，已与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剑桥、哈佛等）近百位顶尖学者进行深入对话。
这是近年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层面最广、内容也最深入的密集学术对话活动。
所对话之学者，包括美、英、德、法、日、俄、墨西哥、印度、伊朗、以色列、巴西乃至非洲各地。专业更广及文、社、理、工多种学科。而这样大规模的世界性对话，全凭龚教授一己之力完成。
这是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后有来者吗？不敢奢求，除非有先生这样的大学问。
在这场对话中，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跨学科、跨国籍、跨性别、跨肤色、跨文化等各种背景差异下的全球学术交流力量。让人视野大开，振奋不已。不只为目前悄无声色的学术界增光，也替芜杂混乱的自媒体市场提供了一道清泉。
问：您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学术专辑？
答：首先当然是因为没有。本来学术就是社会的脑子，可是现在人都去想钱和权的事了，脑已萎缩，学术自然就做得很少。就是做了，媒体也无兴趣、无能力报导。学者久居于专业洞穴，又没能力通观世界、跨涉诸多领域，所以几乎都是近视眼，看不清大局。何况，疫情带来各种封闭与隔离措施，加深了各种矛盾和不理解，故我觉得有责任，做点对话，加强沟通。
问：有什么机构支持您这项大计划吗？
答：万法唯识。我有心力、有见识，当此时机，想到该做点事，便做成了。找些学术上的朋友聊聊天，何必填表格、请经费、送审查、烦报销？我国学术之不彰，跟这套行政体系大有关系，养成了许多废人。
问：感觉您这虽不是正式的访谈、调查计划，但比较严谨，学术性很强，不似您说“找朋友聊聊天”这样简单。
答：哈哈，谁都知道，是爱因斯坦约几位朋友聊聊，价值大；还是你去申请严谨计划意义高？只不过，真要“请爱因斯坦约几位朋友聊聊”太难，需仰赖主持人的学术资望及人脉来保障谈话的质量，才不会沦于媒体人假文艺、泛情怀的空谈。所以做计划，纳入机械的项目工程，也是不得已的。而计划与工程，只重文字和行政程序严不严谨，其实又不是学术。因此，难矣哉！
我的做法，希望有学术的深度，也能满足社会上“窥伺”学林景观的心理，以及“爱因斯坦约几位朋友聊聊”的意兴。
问：是的，我们也觉得您这个对话系列很特别。邀请世界名校学者针贬学界、讨论制度，看来随意，其实不少深中利弊之谈，不容忽视。尤其您对“跨学科”的强调，令人印象深刻。
答：专业教育，本来就是落后且不合理的：一不符合真实的人生状态，把人工具化了；二也不符新时代社会之需求。
我对话的学者，常有多重身份。例如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杰弗里·巴钦（ProfessorGeoffreyBatchen），既是艺术史家，本人也是艺术家、策展人、学者、艺术实践者。
你觉得奇怪吗？不，他说：“写作、演讲、教学和策划展览与我作为艺术史学家的身份，是同等重要的。我碰巧专攻摄影史，不过这并不排除我对视觉艺术也有着多种兴趣。”
艺术史，有时被认为是一个专注于精英物品的学术领域，但事实上，研究摄影和艺术，奇妙之处在于，没有什么是在你的范围之外的。从性到战争，从微生物到外太空，从艺术到商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沉浸在这样或那样的摄影中。
而同样，今天艺术史和摄影史的教学，都在尽力涵盖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欧洲和北美。⏤⏤艺术史视野的扩展，既是挑战也是振奋。它迫使艺术史家承认文化差异，包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和实践。
换言之，这些领域正处于一个不断修正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因为它正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的全球视角，并设计出新的和更有包容性的方式来谈论图像和物品。
他的回答，其实也说明了为何过去单一、专业的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时代需要面对的是活的、全面的人，以及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全球视野。
问：人能充分发展自我，并回应时代，当然再好不过啦！但这个理想，恐怕还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
答：是的。有位年轻的学者从墨西哥自治大学物理学硕士毕业后，到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复杂系统物理研究所(MPI-PKS)攻读博士，然后又去了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化学与生物物理系）担任博士后。
他本人就是学术界“人与国籍隶属不尽相同”的存在者，所以他认同“学者都是世界公民，与出生地、民族国家相比，他们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对他们来说更象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说法。因为大家都说着共同的科学语言，国籍无关紧要。即使真存在跨国家的障碍，也会尽量解决。
他所在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是以色列最有声望的科学研究所之一，而最让他兴奋的事，就是它的跨学科环境，人员很容易可以参加不同科学分支的項目。同样，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复杂系统物理研究所”也提供给他舒适的工作场所、强大的计算资源、非常靠谱的IT技术人员，以及一个由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员组成的国际社区。
还有其他许多人则向我提到学术支持基金、跨国跨界项目、旅行调查奖金等等。另有些人更批評了西方学术界在培养、保护和发展少数群体科学家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到位。因此，还要切实地确保来自少数族裔的科学家可以公平地参与科研工作，提升科学研究领域包容性，才能最终实现科学真正地为不同的人口/社区服务。
可见跨学科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景，若想达成，确实还需国家、社群、学校、基金和各学术社区的人共同努力。
参与我这个“对话”的学者，从他们各自的经验中撷取了许多这类经验和实例，足以作为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人员之参考。我当年在台湾办大学时，可惜就没有这样的系列文章，所以只能自己环游世界去各知名大学取经。
问：这当然很有益于大学领导层和高阶教授、研究员参考。但对于我这样的小咖，初望学术之门者或者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心生羡慕，您们的高论对我能有什么用呢？
答：嗯，用处大啰！想当年，我刚考上大学，学长们就推荐我读《在春风里》《剑河倒影》等等，让我们知道大学精神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好大学。好大学都有宇宙之心、容才养才之量、同侪切磋互济之谊，而不是只在“985”“211”中争活计。要明白这些，才能先立其大。
若不谈得那么大，只说一个单一学科，则有位朋友本来从事艺术研究，近年忽然也大做考古工作。因为感觉政府力推上古文明探源，社会上又对夏都、三星堆等各种考古报导非常热衷，学术圈中考古人士遂说话愈来愈大声，文艺之“名物考古”也方兴未艾，感觉再不“预流”就要落伍了。
如此观察考古学之发展，就是被国内环境所囿了。比如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讲认知考古，就根本不是国内这一套。
其实，铁石沈砂，均非重点，杜牧因考古获见折戟而得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认知，才是重点。
和我问“诗哪里去了”类似的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兰波斯·玛拉傅斯教授（ProfessorLambrosMalafouris），问的是：拿着拐杖的盲人，一般认为人是利用一种工具，来克服感知上的缺陷。但那根棍子本身呢？对于棍子来说，棍子应在哪里划定一条界线，用以区分棍子身体与辅助目标的界限？
通过这一问，他提出心与物之间的连续性或构成性的交织的“物质参与理论”。主张心灵和物质构成是个必要的统一体。
同时，他还认为上古雕刻和绘画就已经携带了具有所有潜在转变的认知价值；在当代，这种认知，以参数化设计中使用数字绘图的形式又重新表现了出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环境中，人类的认知与生活被软件算法所掌控并支配。人也都是通过自己所创造的形式来进化的。例如可穿戴生物传感器、应用程序和移动个人活动追踪器进行的自我追踪等等……
通过逆转学界现行思路，我所邀请的学者和他展示的观点、进路、方法，大体都能如此，为深陷于我国某些迷雾中的年轻人另辟蹊径，或彻底翻转。
问：啊，太精彩了，谢谢！可是考古学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国内很多人和机构还特意标榜“考古学一百年”“考古学绝对不是国学”，怎么跟西方有这样的差异？
答：社科学院考古所许宏、北大艺术学院郑岩现在说这些话，真让人失笑，不知为何要如此崇洋、鄙夷自己的学脉？
中国考古，即使从宋朝《金石录》算起也很久远了，何至于仅有一百年？就说百年前北大、清华开办考古课，又是在什么名义下办的？1921年成立的是北大国学院、1924年清华大学办的也是国学院，所谓现代考古学，怎么就“绝对不是国学”，怎么就成了两个阵营？当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以“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为宗旨，如今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除了认知错误、依附洋人之外，这其中还充斥着僵化、对立的中西观念。其实世界学术哪能如此乱贴标签？何况他们近百年所学到的西方考古，也只是一部分而已，看看我对话中涉及考古的论述，即可知道国内诸大佬所言之外，尚有寥天阔地，彼尚未能驰骋呢！
问：据我所知，西方近年考古界颇多反思、批判殖民史和殖民心态，并不奉清朝末年来东亚考古、探险、调查的人士为典范了。
答：是的，反而国人缺乏反省，只抓到一点点西方知识或方法，就矜夸起来。拿起鸡毛当令箭，树旗号、划地盘。像我们文学界，只懂一点英文、稗贩了一些北美文论，就要《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了，仿佛印度、日本、波斯、西班牙、俄罗斯文学……都已不在话下，考古也是如此。
实则我们还没有法国的东方语言和文明研究所、剑桥的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那样的学术机构呢！怎么就有人毫不脸红，自诩“世界文学的巨擘”“中西文化的摆渡人”？
再说了，二十世纪，主要是学习西方，文史哲和比较文学都以能把西方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哲学头上为高明，以为买办和译述就是学术。现在，后现代、后殖民、东方主义兴起已久，我们反而不能反思、批判殖民史和殖民心态吗？
考古方面。西方近代考古，是从研究埃及开始的，由此往上下延伸，再旁涉中东、印度，进入中国，历程恰好与其殖民行动相合。其考古学之推展和其学术内容、方法、视野、技术，到了二十世纪后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已招来一片批判反省之声。越是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越是反省批判得凶。
我最近在伦敦，看到一家博物馆的说明书，可当成一个实例：“这幅画是怎么买到的？一、亨利·威廉作为在南亚工作的特工，利用在印度军官和北方邦治安官的职务，建立了地方知识和殖民地关系。二、威康孟买（今日孟买）分公司的代理人马歇尔，为约翰斯顿-圣所准备的一份交易报告，可以让人了解威康员工在交易谈判中所运用的权力有时甚至是无耻。”
要多看这些实例，和我与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才能培养反省批判之精神，走出二十世纪跟着西方殖民者走的现象。
还有，我们一直以为中国传统上只重金石文献，西方考古才重视遗址、物质、挖掘。其实呢？唉，只是对西方的金石学、抄本研究无知罢了。
近代西方研究敦煌学、维吾尔残卷、黑水城文献等，其实就是他们渊远流长的文献学之一部分。在他们研究希腊古史方面，当然更以文献为基础，去年才编辑、整理和补充了三卷大部头合辑《希腊历史铭文卷》，涵盖了波斯战争到第五世纪末。至于德国抄本研究中心等地的成绩更是数不胜数。汉堡大学亚洲与非洲研究所《中世纪阿拉伯土地上的文字：阅读实践的社会和文化史》便是其中一例。
问：所以您主要是引荐世界新状况、新学风、新观点？
答：替大家打开视野，很重要，但那只是介绍、访谈，还不是对话。对话是要有交流或交锋的。
伯牙与锺子期并不交锋，只呼应、印证于高山流水，孔子见老子也是这样的。庄子与惠施卻是从来话不投机，屡屡交锋。但这种交锋无关胜负、不蕲认可、不分敌我、和而不同。故可为终生之学友，不似儒墨之参商。
前贤典范，足资参考，我也希望能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的知友、学友或诤友。而实际成果，看来大家都很满意。
他们知道我熟悉他们的书、做过的事，明白他们的思路与学术背景，所以也很认真回答我的提问。有时回去想想，回答还不满意，更会反覆修改或补充。有的，更是会调整他自己长期的思路。
例如研究二十世纪国际史的哈佛大学埃雷兹·马内拉教授（ProfessorErezManela）在与我谈话之后，承认过去太重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了，未来则最好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而不仅仅是美国化。
同样，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教授也告诉我，他们已经把"全球背景下的亚洲和欧洲"组织成为一个永久性机构（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了。
答：其实全世界一直都在研究中国，即使在湖北省和中缅边境的佤族山区也都有外国学者长期实地考察。而且因为有学术社群的内部自律，所以离谱的观察结果也绝不像国内网民之议论那么多。
外国学者不了解的，主要在文史哲这些深层文化思想方面（也就是国内较热衷译介的“汉学”部分），若说现实、社会、制度、经济、农村、城市生活这些，可说掌握得比非洲、南美还深。我有个参与国家智库的朋友在看了我与另一位哈佛教授的对话后，给我微信说：“大为震惊，外国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和归纳如此清晰，远超本域文宣”，可见一斑。
所以，或许不必担心别人看不清或扭曲了我们，更该从别人的分析中看到我们该走的路。
其中很多世界格局的宏观，便很有意义。例如地球上一些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现在位于南方，印度和非洲等地的年轻人口处于新兴市场的前沿。新的亚非贸易和发展东西轴线，也正在取代南北轴线，改变了公认的全球核心和边缘地区的格局。
北方则在发展以前殖民世界的相关特征：经济增长下降、劳动力市场不安全、工资下降、中产阶级脆弱、种族冲突、基础设施衰落、国家衰弱、选举有争议、和财阀政府……。
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乃有《第三世界美国》（赫芬顿）之类作品，来说明现代性“演变”的空间逻辑已颠倒了；资本主义运作规模的变化，也打乱了北方垄断全球财富生产和传播“世界文明从欧洲演进”的霸权观点。
这些都是我们可参考的。
对于非洲，两位学者写的《民族有限公司》一书也很有意思。他们发现民族认同和文化制品与市场力量的日益联系，民族群体倾向于将他们共同拥有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视为一种集体所有、共同财产的形式。虽然民族商品在过去也常被推销，但它们现在越来越被视为品牌商品（如Shipibo萨满疗法、Me-Wuk美洲原住民赌场赌博、斐济水、科伊桑茶或祖鲁珠饰）。这种身份的整合和文化的商品化。对于我们现在传统文化转为文化商品的情况，也是有益的对照。
问：好像还有很多是关心公共利益和生态、环保、国际难民的？
答：是的，越是大学者，越会注意人类共同的难题，甚至永恒的问题而思考提供答案。相较之下，国内学界就对这些关心不足。
问：这好像也不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虽想关心也无能力置喙，缺乏相关知识储备啊！怎么样才能像您这般，各角度各领域都能深入其中，又都能出乎其外，与各专业学者探讨其中利病，同时关心大、小问题？
答：哈哈，许多人把这归到“天才”，说我被称为天下第一才子，故有此本领。其实我相信李白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人都有天才，犹如人皆有良知。但多数人只是拿着本钱挥霍，不知孟子早就说过，才华需要涵养、良知需要扩充。
换言之，只有走了，才证明你能走。而扩充之法，又是要路子越走越宽大，不是转入小巷僻径，找一处荒园废墟里称雄。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专家狭士找僻径之法，非古时“博大真人”之道。
这道路，现在大家也都不陌生，外国称为全人教育、博雅教育、古典教育，跟现代专业、功利、工具型教育早已分道扬镳了。
只是在我国，底里仍是专业、功利、工具型的，博雅通识教育老建立不起来。一听我说人要有通识，善于观物，要通达各专业，就拼命反对，说怎么可能，狂人妄人！
我这次做这一系列对话，事实上也是一次通识学术的实例展示。其中屡屡强调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国、跨界、跨行业，亦均是通识的方向和意藴。康庄大道，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我还要办世界通识论坛呢！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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